段家历代耕读传家，道德为本。
为学的真正落处，应当在具有总体意义的人的德行。简36至简67主要是对教化的具体展开及其规范作出说明。
(15)李学勤：《郭店竹简与儒家经籍》，姜广辉主编：《中国哲学》第二十辑(郭店楚简研究)，沈阳：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8页。它开启了思孟心性论，其具体形态又有别于后者，可称之为性情-心术论。这一作品，可能就是《性自命出》。(梁涛：《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》，第181页)按：既是功能和作用，则不为本。……《乐记》以喜怒哀乐论情性，论心，也与《性自命出》相通。
顺此，简文提出了道四术的说法。当然，孔子承认人性固有差别。假如万一社会科学变成了科学，结果将是人类所有行为都可由人工智能来安排、预测和控制，人将退化为动物，可称之为文明的重新蛮荒化，虽然这个悲剧不太可能成真，但部分悲剧性结果或可能出现。
在自然秩序的可能性之上建立的人为秩序，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秩序，称为文明。在古人的生活里，文明与文化本无区分。其实谢无量参照西方哲学史写法的《中国哲学史》(1916年)早于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(1919年)，但被认为不够哲学化，没有把历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清理出来，把经学、史学、文学材料一锅煮(同上，第4页)。我们可能尚未充分发现中国思想的知识型，即支配一切思想而又不在知识表层的深层观念。
当哲学之城容纳一切思想而成为世界性的，无论什么地方的哲学就都可以进入哲学之城。可以这样解释：如果一种建构秩序的能力具有异地有效性或移植有效性，或者说，具有脱语境(de-contextualized)的有效性，那么就是普遍有效的文明，否则是本地有效的文化。
即使社会科学引入数学或逻辑表述，也不可能有一个必然解，人的无穷复杂性决定了社会科学不可能成为科学。罗蒂早就认为，真理的概念误导了哲学，其实哲学无望成为反映真理的镜子，只是各自有效的文本或叙事。以知识生产而论，六艺为基本模型，后转化为五经，又有经史子集之分，如此等等。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：中国思想属于文学还是理论。
既然不可能变成他者之实，就不可能如实，这意味着任何理解都不如实，都是改写。缺乏思想考古学的哲学史是不完整的。切斯特顿有个例子：从未去过他乡的廷布图人(非洲马里的古城)却拥有一个完整的世界，他们视廷布图为宇宙，呼吸的不是地区空气而是世界之风。具有普遍性的精神能力可以定义为解决普遍问题的能力，而且这种能力可以被普遍模仿，就是说，如果一种文明发现的概念、理论和方法论有能力解决某种普遍问题，那么必定具有脱语境有效性，同样可以用于解决异地发生的类似问题。
以第二次批量涌入为例，其中虽有部分西方思想在第一次涌入时曾经到达，却在中断后卷土重来而再次具有新意。所以，哲学永远从头开始，总是以当代状态去展现本源。
据说中文更多讨论了人生问题，这个自我定位似乎是针对西方哲学而自我想象的比较优势，然而中国思想对人生的看法未见得更为高明，仁者见仁而已。意义续篇在历史中经常发生。
因此，合理的长远未来，也许是唯一的可能性，是共同创作一个足够丰富而可共享的思想新空间，即一种新概念的哲学。其实物质与精神未必同步一致，这个非理性的理由并无学术性，不值得讨论。假如一种衍生意义有助于形成新问题，那么意义的歧路就可能通向一个新空间。如此不断收缩，难免掩盖了中国思想的知识型。中国本无社会科学传统，尽管西方建立的社会科学规则未必正确，当然可以修改，但如果未能达到斯密、马克思、凯恩斯、韦伯、涂尔干、索绪尔、纳什那样决定或改变学科性质、解释规则或分析模型的力度，就不存在中国化的社会科学。法国和德国书店更接近图书馆，无论何种风格的欧洲英美哲学著作都在哲学书架上。
西方哲学中有许多普遍有效的问题和理论，比如关于理性、知识、真理、自由和公正的研究。人类不具备直接理解整体性和无限性的能力，因此切分之术就是分而知之的技术，分类学成为语言、知识乃至文明的基础。
一个可持续的哲学之城以未来问题为对象，也总以未来问题来重新解释传统，而这是传统存活的唯一方式。哲学从问题开始，而不是从事实开始。
不过，社会科学确实来自哲学，而模仿科学。西方思想两次批量涌入中国，一次是晚清到上世纪30年代，另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。
与西方伦理学相比，中国伦理学未见优势，双方都是强项，各有不可替代的见识。情本体在学界有争论，但李泽厚确实发现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。无论中国哲学史的西化写法的建构之功是否大于或小于解构之失，问题是，至今我们尚未发展出别的写法。哲学一方面试图化时间为空间，为时间建立空间性的秩序(事物的概念化)，同时又试图化空间为时间，让空间具有动态性(概念的历史化)。
排除不着边际的胡扯，认真的改写虽与原义有歧义，但并非不相干，只不过在另一个方向上延伸出新的意义，因此，意义分叉未必是歧途，也可能是积极的建构。文化整体的解释学化或经学化，在中国传统中有着更突出的表现。
如要坚持审美化的思想方式，同时又试图把中国思想纳入西式框架，美学为本的思想结构就是一个最有深度的选择。(二)解释学与特殊化 中国哲学的身份疑问是现代制造出来的问题。
在中国时间里，西方时间性被压缩为空间性，被压平的西方时间呈现为一个丰富到拥挤的思想空间，于是形成所有西方思想都被赋予当代性而成为平行选项的奇观。其主要原因是后进心理：所有西方哲学在中国时间里具有当代性，是因为西方的世界地位暗示了西方思想就像其物质一样先进，因此，任何时段的西方哲学都被认为同样领先于中国，对于中国也就具有同等当代性。
我在有限的逻辑考古和知识考古中，试图推断至少有两个满足直接性、自明性和普遍性要求的本源问题：一个是否定词。从希腊哲学到康德和黑格尔，从法兰克福学派到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、从古典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，从尼采到海德格尔，从现象学到解释学，从维特根斯坦到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，在80年代同时涌入，接着在90年代又涌入后现代主义、后殖民主义、新自由主义、社群主义、激进左派、福柯、德里达、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等等。这是过去的理解，如以当代哲学趋势来看，谢无量的写法恐怕更符合哲学的新视域。按照这个思路，文学是哲学的合理形式。
尽管并非完全没有新经典，但总的趋势是新经典越来越少。但因其路径不同，每种语言的文学方式具有某种不可通约性，因其特殊性而形成排他性。
意义的保存方式在于规则和可重复性，私人语言却无法为自己建立规则和可重复性，因为私人语言的词汇、语法或操作必须是一次性的才能保证私人性，可是也因此使每一个意义都瞬间消失而无法保值。周易、尚书、孔子、老子、墨子、管子、孟子、荀子、公孙龙的文本里也包含不同程度的理论性。
在不同程度离开本源的情况下，哲学确实总是怀乡，但哲学之乡是超越任何文化的全视域的高维时空。(冯友兰，2011年，第6页)但冯友兰不愿意如胡适那般全盘西化，他把西方哲学的分类整理为三部六目：宇宙论(宇宙论。
